第四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政治站位。

第三十二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应当严格落实各项保密规定。第六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规划计划管理。

针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视情组织开展专项督察。第五章 督察纪律和责任第三十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应当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各项廉政规定。（三）工作中超越权限，或者不按照规定程序开展督察工作，造成不良后果的。第六章 附 则第三十九条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督察体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应当对督察整改落实情况开展调度督办，并组织抽查核实。

第二十六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过程中产生的有关文件、资料应当按照要求整理保存，需要归档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四）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和长效机制建设情况。早在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就刊载《垃圾要分类收集》一文，这是我国首次提出垃圾分类概念。

此外，王灿发提出，在管理手段上，强制性措施和罚则是必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 陈晓红：目前来看，垃圾分类处理在技术上并没有障碍，关键在于政府的支持力度、公众的参与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性的扶持政策如何铺开等。5问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在我国已经倡导多年，现状或效果如何？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垃圾分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也是公众意识、习惯养成的过程。这需要非常高的人力成本。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垃圾分类的不便。必须意识到，垃圾的资源属性不强、收集成本高，再生利用成本更高。

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对后端的垃圾分类处理进行有效监管。同时，要特别注意，不同农村间的差异比不同城市间的差异要大得多，所以针对不同农村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以上海为例，上海没有啤酒厂，其产生的啤酒瓶需外运洗刷处理等，这项成本远高于啤酒厂产地的酒瓶成本。直到近20年，由于环境问题的压力增大，垃圾分类重回我们的视野，在动用了很多资源进行垃圾分类推广普及后，仍没有完全贯彻实行。

关键还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赵由才：虽然中国农村的垃圾桶数量没有城市多，但是在废品回收网络的支持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效果很好，生活垃圾中可回收利用垃圾比例十分低。其实这一想法很片面，中国垃圾分类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再次，农村空间较大，有些垃圾可以就地处理。

一定的户数设置一个监督员，同时由村委会进行监督。这需要在垃圾分类的前端，即分类投放时就将厨余垃圾的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

如何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我国垃圾处理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为突出，中国农村与城市差别大。在垃圾分类处理的全链条上，要让前端的垃圾投放尽可能地操作简便，不要让居民觉得垃圾分类是很麻烦的事情。

总之，要把垃圾分类当做一个产品，不能只向城市提供，也要兼顾农村。废品回收体系、拾荒者为中国的垃圾分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中的垃圾桶基本没有可回收垃圾，农村的可回收垃圾绝大部分也进入了垃圾回收系统。在后端分类处理时，应该设计干垃圾的分选线，将垃圾倒在分选线上进行筛选，再分类处置。当时，大力宣传提倡的可回收垃圾面临无家可归的尴尬，甚至有人调侃，分类后的可回收利用垃圾由于缺乏专业的回收系统，又重新走回焚烧、填埋的老路。这就导致厨余垃圾成为我国生活垃圾中较难进行分类处理的一类垃圾。日本的生活垃圾90%以上采用焚烧方式处理，填埋场主要接受焚烧炉渣等无机惰性废物。

虽然试点城市制定了垃圾分类投放相关规定，但由于罚则执行不到位，这种分类往往沦为自愿分类，缺乏强制性措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王灿发：我国台湾地区近些年的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

这背后有何原因？垃圾分类处理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四分闭环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在垃圾分类的理念上领先世界。比如，当年奥运会时为了推动排队，在需要排队的场所设置了很多监督员维持秩序，一段时间后大家形成了新的习惯。

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利用它强大的污水处理系统处理掉很多厨余垃圾，而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台湾地区居民需要购买分装不同垃圾的垃圾袋，把不同种类的垃圾放入不同的垃圾袋，如果扔垃圾的时候混合了不同种类的垃圾要接受严厉的处罚。

比如国家对垃圾分类的投放工作进行了大力推广，强调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投放不同垃圾。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赵由才：中国的垃圾中，厨余垃圾占比大，达到30%~55%。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马军：城市的垃圾分类体系有与之相衔接的清运、处置等整套系统，这在农村是缺乏的，即使在前端进行了垃圾分类，后端的分类处置能力也跟不上。台湾地区的垃圾分类刚开始施行时也遇到很大阻力，比如有人可能半夜将垃圾随意扔到大街上，监管部门通过摄像头来追责，在严格的惩戒措施下，垃圾分类得以逐步推行开来。

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垃圾分类不能只强调其中某一个或几个环节，而是必须把整个体系建设起来。

我国农村垃圾处理尚处于起步阶段，非法倾倒、随意堆放、无控处理、简易处理仍然比较常见，无害化处理能力和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部分农村具备了一些垃圾收集处理基础设施，还有一部分农村垃圾收集处理的基础很薄弱，亟待各级政府提供常态化、规范化的收运和处理服务。有些居民照此实行，却看到收集垃圾时，分类垃圾桶被一股脑倒在同一个垃圾车上，久而久之，这些居民就失去了在投放时进行垃圾分类的动力。

此外，政府要下决心，重视垃圾的源头分类，对公众进行相关教育、培训，更要从娃娃抓起，将垃圾分类的知识引入课堂。但农业生产垃圾，比如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药瓶、塑料薄膜等的处理有待改善。

整体看，这20年来垃圾分类主要解决了垃圾无害化的问题，重点将有毒有害垃圾分离出来，集中专业处理，确保环境及人体安全。随后，住建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比如在各个垃圾投放站设置监管员，监督倒垃圾的居民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监管员要实行一定的惩罚措施。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赵由才：中国垃圾分类的受关注度很高，有声音认为中国的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且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否认中国垃圾分类的成绩。

另一方面，国内利用可回收垃圾生产的再生产品成本高，也难以应对国际产品的冲击。尽管我国垃圾焚烧近年来发展迅速，焚烧处理量已占到无害化处理量的20%以上，绝大部分垃圾填埋场不可能只接受焚烧残渣等惰性废物。

比如，发电厂焚烧垃圾发电，让垃圾重回市场。我们首先要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逐渐让前端的垃圾分类相对比较简便。

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时我国的垃圾分类理念可以说是世界上的典范。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垃圾处理设施欠缺，另一方面也表明厨余垃圾资源化的价值不大。